光昨日报:学术评价无妨尝试“代表作”制度

光明日报:学术评价不妨尝试“代表作”制度

“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是出版繁荣、学术繁荣、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这个标志不是虚的,要靠一套一套的丛书,一本一本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去支撑。要把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作为出版界落实中央部署、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的一个具体举措,作为出版社安身立命乃至于争夺世界话语权的基础性重要工作去做。胡绳同志在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和多次谈话中说,一个国家的出版要有门槛,如果我们把门槛放低,学术风气会变坏。现在已经到了认真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某高校的一个会议上,两位在国内颇有名气的教授见面了,之间有一段对话。一个说:“现在的学术出版物,90%都是不用看的。”另一个迟疑了一下说:“哦,60%,60%吧。”前者说:“那是因为你是图书馆馆长,作为馆长,你不能说我只买10%的书,你要买40%的书。而我是看书的人,而且我管研究院,要为研究院买书,我只买10%的书。”无论是一九开还是四六开,“学术著作出版让人感到失望”的情绪,当下正在学界、出版界弥漫。“我们出的相当一部分所谓学术著作,说实话,都是我们不想出的,但因为它带着补贴,还是出了。何况,你不要这书稿,有的社要,钱让人家挣去了。作为企业,无奈呀!”一位社长感叹。“不是出书难,而是学术著作出版这件事很难!”一位出版社总编辑的这句话,说的是实情:在出版社有生存压力的时候,是抬抬手,让水平较差却带着钱的选题入选,还是坚守质量标准,不被人情、关系、经济利益左右,确实不是件容易事。门槛低了,乱象丛生,有的出版社沦为“二流堂”、“三流社”曾经,学术著作出版确实难。大多数学术著作印数少,又受图书低定价限制,出版后几乎没有利润。但学术出版体现了出版的深度和厚重度,是一个出版社担当社会责任和塑造品牌的必然选择。所以,尽管学术著作出版要用自己的利润来补贴,一些出版社还是优中选优,始终坚持追求。有的出版社、集团还设立专项基金扶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如“重庆出版集团(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山东科技出版社的“泰山出版基金”等等。这样一来,在“钱紧”的那些年,还确实出了不少优秀的学术著作。这种情况,大概延续到本世纪初。如今不同了。随着国家对科技、文化、教育的空前重视,学术活动的日益活跃,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加大了对学术出版的扶持力度,客观而言,近年来,优秀的原创的学术著作还是不少的。对于优秀的富有创见的学术著作,出版社依然趋之若鹜。“常常是商务、中华、北大、三联……我们好几家出版社去争夺一部书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坦言。但这种现象毕竟不太多见。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一位学者要出书,只要带着出版补贴,在一些出版社那儿,就“出书全不费工夫”了。于是,学术著作出版鱼龙混杂,结果是出版社出书“不差钱”,想出书的人也“不差钱”,但出版的学术著作却“差了学术”。对当前我国学术著作出版现状,比较主流的评价是:层次较低,规模较小,影响不大,学术出版在中国出版产业中还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学术著作中,对整个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对某一学术问题具有突破意义、带动学科发展的,回答重大现实问题的著作,就整体而言,还属于凤毛麟角。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陈兴芜对当前学术著作出版中的问题作了概括:迎合并取悦大众阅读的关涉学术的各种演义戏说喧嚣上市,导致学术失信和误导读者;学术研究和写作方面,缺乏实用性和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及论文并不乏见,学术抄袭、学术造假、论文买卖时有发生,学术出版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哲社室主任李霞进一步指出:学术著作出版的问题还表现为出版体例不规范,学术著作浅俗化、肢解化,有的学术著作论述缺乏基本学术思维,对学界和社会造成很坏影响。另外,一些依托学位论文、课题为原本的书,没有进行书籍形态的转换,比较粗糙。对当下的学术著作出版,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的表述是“情况堪忧”。他说,多年来,学术著作出版原创不足,有创见的更少;年轻一代学者还跟不上来;国外学术著作翻译的译文质量有待提高;类别分布不均等问题相当普遍,甚至呈现积重难返之势。乱象纷繁,一言以蔽之:有“钱”开路,出版社选择选题时,学术水平的“门槛”低了,一些本来在学术出版中有所建树的出版社,如今也成了“二流堂”、“三流社”。评价体系的问题,助长了学术、出版的粗制滥造造成学术著作出版乱象的原因,不能笼统地归咎于浮躁的社会大环境。受访者批评的矛头,首指当下学术、出版评价体系中的问题。他们指出,由于社会转型期急功近利浮躁之风盛行,学术研究也不能独善其身。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学术激励机制存在问题,通常以论文和著作数量多少为衡量标准,研究人员争取项目时花费精力大,拿到项目后下的工夫少,导致不少论著“水分”大,缺乏含金量和独创性。出版社的考核也存在重量不重质的取向,经济效益指标和发稿量指标,相较于书稿质量指标权重更大,导致片面追求市场效应,放弃对学术著作严谨、创新的追求,从而降低了学术著作的出版质量。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指出,当下,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已经偏离了对内容的审查和评价,更多地关注数量。他指出,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出版处在出版业高端,是一个民族的精英在这一领域的原创成果、思想文化的贡献,这一类著作的出版,在学界和出版界都应有严格的评价和遴选机制。在科研经费不充足、出版能力不强的时候,我们对学术著作选题的评价和遴选还是相对比较严格的,出版的门槛并不低。现在,这两个机制的功能被弱化了,这既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有制度设计的原因。同时,严肃的学术批评日趋式微,“相互提携”之风盛行,导致学术界自清自律能力严重下降,也为学术著作出版乱象推波助澜,招致有识之士的激烈批评。站在学术著作出版之外的刘苏里,多年来与学术著作“亲密接触”,他的批评一针见血:造成“乱象”的原因还用说吗?是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习气在学术思想类图书生产上的反映而已,是劣币驱除良币、不奖励优异制度设计社会状态的缩影,是蔑视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借鉴他山之石,建立奖惩制度,把一流出版社信誉与机会留给优秀学术著作社长、总编辑们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国外学术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专业化和高品质是西方学术出版的基本取向,不少出版社都有相当严格的评审制度,他们依托大学,由业内专业研究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很多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往往有大学和基金会的资助。学术著作出版集中在一些优秀的品牌出版社、大型的学术出版机构。一些出版社规模虽然小,但是在某一类学术出版上却是大名鼎鼎。许多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中更是建树颇丰。贺耀敏指出,“国外很多著名的出版社,都是以学术著作出版安身立命的,像麦格劳希尔、艾思维尔,以及现在和我们合作的圣智集团,它以出版专业参考书为自豪。哈佛大学出版社一年出书不到100种,但它的图书品质相当好。”参观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刘苏里,也走访过美国最著名的书店,他的观感是:学术思想类图书分类之详尽、涉题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专家学者们对改变目前学术著作出版状况发表了意见。最集中的意见是,从基础做起,从国家层面改革人才评价、学术评价体制和激励机制,营造重视学术写作和出版的良好氛围。其次,制定相关的财税政策,加大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学术出版的力度。出版社也要根据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学术出版激励政策。第三,要加强科研经费使用的科学管理,改变出版补贴、资助办法。有学者建议,科研经费的使用应强化科学管理,用于出版补贴,应有学术共同体的推荐,以确保选题具有出版价值。同时实行出版资金倒推追加奖惩(补贴)的办法,即学术著作出版后,获得学术界优秀评价的,作者和出版社可以得到追加补贴;如果评价不高,甚至获得一致批评,则应该收回补贴,甚至处罚。出精品书可以名利双收,出劣质书就声名狼藉,这对出版社是一个很好的导向。第四,增强学术著作出版精品意识。顾青认为学术著作坚持出精品,优秀出版社应有更多担当与自觉。要把一流的出版社信誉与机会留给优秀的学术著作,通过吸纳一流学术成果,形成出版社自身的品牌,担当起时代文化思想积累的责任。第五,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刘苏里认为,眼下能做的,是建立学术思想类图书出版的匿名审稿制度,是建立对抄袭者实施严厉处罚的制度,是建立公开、权威的此类图书评价、奖励制度。有业内人士认为,实行出版资金倒推追加奖惩(补贴)是个好办法,为加大落实力度,不妨作为一项奖惩制度实施。(本报记者 庄 建)2012-03-19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大学发生了跨越式发展,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来自国家前所未有的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在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虽然学术研究在数量产出上获得大丰收,但为什么公认的、有分量的一流成果却与投入严重不成比例?为什么中国的学术至今无法站在世界的前沿?

学术著作出版的现状如何?比较中肯的评价是“数量繁荣,质量平庸”。据《光明日报》3月19日报道,近年来,在各项科研基金与出版基金的支持下,学术著作出版呈现繁荣景观。然而繁荣的背后却是见解泛泛,读者寥寥。很多学术作品创新乏力,选题与论述拾人牙慧,出现了“不差钱”却“差了学术”的现象。讨论学术著作的出版乱象,就不得不讨论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和学术激励机制,后者其实是前者的延伸性话题。我们当前通用的是量化的评价机制,以成果数量衡量学者的水平,配套激励措施。这种方法确实在统计论文数量和刊物影响因子方面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也便于操作;但学术作品终究是以质取胜,如果为了迎合这种评价标准,采用粗放型知识生产方式,学术研究就会沦为流水线作业,只能造成虚假繁荣。其实,科学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不妨尝试“代表作”制度——以最有代表性的一两件作品,作为学者成果评定和职称晋升的依据。这个制度在国外流行多年,得到广泛好评。其原因非常简单,只有学术精品力作,才能反映学者的真实水平。创作精品需要积淀,很多学术大师的精品力作都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古今中外的学术经典,几乎都是精心打磨的思想力作,尽管每项研究都只能推动人类的认知向前迈进一小步,却足以成为珍贵的历史阶梯。当然,历史和现实中都有文思泉涌的高产学者,著有很多传世之作,但我们记住这些高产作者的作品并不是因为数量,而是出于对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赞赏。总的说来,无论“十年磨一剑”式的学者,还是高产的学者,都不会被这种评价制度埋没。作为对学术评价体系的探索,国内已有高校在学术评定中引入了“代表作”制度。具体做法是,在职称评定或工作考核中,学者自己提交代表作品,由专门的委员会予以评价打分。这种评价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排他,可以和传统的量化标准结合使用,根据不同学科、不同科研机构的特点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反映学者的客观水平。科研评价要兼顾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是一种复杂的评价机制。而建构符合科研规律的评价机制,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在已经有先行者作出探索的情况下,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妨引入“代表作”制度,从源头上遏制学术浮躁之风,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提供适宜的环境。更多阅读学术著作出版:缘何“不差钱”却“差了学术” 中青报:学术评价怎能落入华夷之辩朱大明:对学术评价体制批评要有创见 人民日报:学术评价,别唯洋是举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学术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学术评价体制,如果评价体制发生了问题,就会诱导研究人员向扭曲的方向发展。在大学学术研究之中,理科、工科、医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学科内在逻辑,不宜一刀切地实行同一种学术评价体制,本文仅就我个人比较熟悉的人文学科评价体制改革谈谈我的看法。

1.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评价体制

  对于绝大部分中国高校来说,今日的人文学科实行的是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导型的学术评价体制。

先说量化的。科学研究在今日之中国高校,被抬高到空前的、过度重要的位置。不说研究型大学,即便是教学型乃至职业型学校,学校是否优秀,教师是否能够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毕业,科研的成绩单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甚至没有之一。老师的教学可以马虎、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勉强通过,但只要有相当量的论文发表,便一俊遮百丑。多数高校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严格的论文发表量规定,而一个大学每年的论文发表篇数,都影响到从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大学排行耪的位置,是大学领导政绩工程的核心部分。于是千军万马写论文、拼数量,就像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产量是最重要的,而质量如何,倒是其次的。

  再说外在的。鉴于大量论文粗制滥造,这几年各大学开始重视论文的发表质量,以教育部认定的CSSCI或核心期刊的发表论文为统计对象, 而研究型大学为了早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又将国际学术界为了引证统计需要所设定的SSCI和AHCI论文系列,作为进入国际学术前沿的标志,给予特别的奖励。这几年又出现了所谓的影响因子评价指标,一篇论文的好坏,还要看其在其他刊物上的引证率或转载率。于是,所谓的好论文,只是看其在什么刊物发表,有多少影响因子,只要是发表在国内权威刊物或国外引证期刊的,就能得到国家、省部级和学校的奖励,至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如何,则可以忽略不计。

  量化的、外在的学术评价体制,其实质乃是以行政为主导。关于大学的“去行政化”,这几年谈了很多,争议也很大,然而,所谓的“去行政化”,核心问题不在于大学是否要有行政级别,而是不再以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事务,而能按照学术自身的逻辑,通过大学教师的学术共同体实现“教授治学”。如今国家与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控制了学术研究的绝大部分资源,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不仅垄断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而且也控制了学术成果的生产与再生产。上述量化、外在化评价系统,则是一种最简化、实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客观、中立、科学,甚至去价值化,然而,人文学科的评价系统,是充满学术价值性的,只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学术公共空间之中获得其内在尺度,而无法用一种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来评估和衡量学术成果的好坏。

  2.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项目而是闲暇的产物

  以量化考核为中心的行政化评价体制,因为受到工科思维的影响,特别重视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的获得,一个学者的学术能力强不强,能不能晋升职称,拿项目成为比研究成果更显赫的衡量指标。以项目为核心的评价体制,或许比较适合工科、理科和医科,也部分适合某些社会科学,却不一定适合人文学科。因为古老的、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其最需要的是闲暇和自由,却不一定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历史上古今中外人文学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是个人按照自己的学术偏好、长期思考和研究而获得,几乎没有一个是大规模资金投入的产物,更非团队攻关、合作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前几年教育部有关部门的统计也发现,在省部级奖项之中,大部分都不是项目成果,而是个人自由研究的结晶。

  一个常规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资料、数据收集与学术交流经费之外,其实并不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学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够让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物质性的生活条件乃是让其能够不必因稻粱谋而影响研究,能够凭自己的教职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过虽不富裕、却比较体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条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学术自由,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对学术前沿的判断,自由地选择研究的课题、方向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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